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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8日下午四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举行“学艺融通------饶宗颐百岁艺术大展”开幕式,敬请光临!(展览时间:2015年4月28至6月12日)

地点: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6

电话:010-63188456

联系人:陈经理

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西泠印社聘任饶宗颐教授为第七任社长,共同祝贺!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祝贺饶教授!

当前位置:饶宗颐书画苑 - 学坛嘉许
孤独钧儒
添加日期:2014-3-29    资讯来源:北京饶宗颐书画苑转    添加人:饶宗颐书画苑
  

撰文:谭徐锋


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是在香港,是在他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上。现场闪光灯闪个不停,老人家相当配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频频抱拳,含笑向会议筹备者和来宾致以谢意。会议参加者之中很多是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其中藏龙卧虎,不少是香港文化界、商界的传奇人物,同为潮州人,他们对这位潮州前辈的敬爱,在对饶公默默的支持中流露无遗。


饶公的确是孤独的,他更愿意谈的是学问。当知道我是文集的编辑时,他立刻握紧我的手,感谢我们对其文集中图文的处理,令我等后学者既惭且感;谈及一位法国朋友Stein慨然将珍藏的敦煌写卷提供给他研究,只是不知对方是否还在人世。九十多岁的老人感慨着,一番沉默。


握着老人温润的手,唯愿其常青。


薰出来的读书种子


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九日(农历丁巳年6月22日),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


潮州,“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官于此,在此停留期间,兴学课士,留下不少名篇。宋代便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宋代以来,这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宗颐的祖上原居江西,后辗转入粤,定居潮州。


饶宗颐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饶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饱读诗书,留意时势,参加过当时名震一方的革命团体——南社。饶家世代儒商,在潮州开有数座钱庄,宗颐出生时,人称潮州首富。饶老先生喜买书、藏书,将自己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有书达十万卷。又工于诗文,精于考据,于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


饶宗颐的母亲蔡老夫人则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在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曾任户部主事。只是蔡老夫人在宗颐两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清秀的模样在宗颐的心里久久无法淡去,却又无法清晰起来。


在父亲的影响下,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幼年的他无书不读。有一次因为痴迷于武侠小说,甚至写了一部《后封神榜》。


饶老先生很早便着意培养自己这位长子。宗颐六岁那年,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宗颐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为其日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宗颐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颇多精品,为数达千种,他也时常把玩。


此时,宗颐的不少初中同学正在新式小学里从“手口足”开始学习汉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循着小学、初中、高中的新式学校建制前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他发现老师讲授的过于浅显,读了一年便觉得在学校实在有些浪费光阴,径直回家自学。相比之下,宗颐的心目中时时呈现的是家中的万卷藏书。


坐拥书城的饶宗颐,没有辜负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跟一般孩童不同,他最喜欢的不是玩耍,而是学习。八十年过去了,饶宗颐对儿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不大玩,是内向的。六七岁就有这个drive,就有这个自动(读书学习)的倾向,很奇怪。”才十岁左右他就跟着父亲观摩,帮助抄录《佛国记》;父亲写《汉儒学案》、《新儒学案》等书,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时常充当帮手。


饶老先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经常一起论学唱和的多为潮州当地有名的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王显诏、杨栻等,包括后来以词学成家的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此时,宗颐往往随侍在父亲身边,偶尔也参与酬唱。宗颐十六岁那年所作《优昙花诗》,曾经令举座皆惊。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此诗一出,即被饶老先生的老师推荐给中山大学《文学杂志》发表,不少诗坛名宿都很惊诧,何以十六岁的少年能像陶渊明一般超脱,纷纷以诗唱和。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古直惊为天人,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古直早年投身革命,诗文冠盖一时,尤精于汉魏文学,他对古代诗文的笺注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至今还被学界视为经典。


正当宗颐在父辈的薰陶下,读书种子的气象日益葱茏之时,饶老先生却因编纂《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宗颐十七岁那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弥留之际,饶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是《潮州艺文志》尚未终篇。在约请父执辈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宗颐决定独自续写《潮州艺文志》,并于一年后终于杀青。此书网罗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至今依然是潮学研究的必读书,宗颐为之撰写了精到的提要,奠定了其潮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的重要学术期刊《岭南学报》将其全文连载。


那一年,饶宗颐才十八岁。


国难中的学术求索


《潮州艺文志》甫一问世,好评如潮。


饶宗颐在十岁前后即认定学问是自己一生的兴趣所在。在续写、出版了饶老先生的遗著之后,加上其他几篇专论的刊发,饶宗颐很快受到岭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罗香林、詹安泰等前辈的勉励与扶持下,他决定继续研究学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十九岁的饶宗颐离潮赴穗,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同年受到“古史辨”运动倡导者顾颉刚的推重,加入由后者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此时《古史辨》已经刊印多册,后来顾先生本拟将《古史辨》第八册交由饶宗颐负责。自幼慎思明辨的饶宗颐,发觉“古史辨”派过于疑古,基于自身学术思想的转变,饶宗颐并未接手此事。殊不知,当时“古史辨”派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史学运动,在顾颉刚旗下积聚了一大批学术精英,但饶宗颐在自己的学术道路的当口作出了独立的抉择。正是这次告别“古史辨”派,饶宗颐在后来才以甲骨、金文为理据,为殷商一朝的历史撰写出震古烁今的巨著。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本拟绕道香港入滇,徒步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到香港,沿路还就畲民作调查。不料路途坎坷,竟身染疾病,骨瘦如柴,只好滞留香港养病。


苏东坡曾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饶宗颐这一滞留,却迎来了自己的学术因缘。当时华北、华东、华南多已沦陷,日军的铁蹄正威胁陪都重庆,香港成为内地文化界、学术界避难之所,一时群贤毕至。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听说饶宗颐在香港,便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集词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辛亥革命元老叶恭绰当时正编纂《全清词钞》,也力邀饶宗颐参与。这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接触到更多的珍本,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收获良多;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等的研究,也由此拓展开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饶宗颐完成了成名作《楚辞地理考》。此书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史学大家钱穆《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数十年后更是得到考古发掘的印证。当时的饶宗颐年方二十三岁,而书稿付梓时已经是六年之后,因为他的著作一般要放几年甚至数十年才予以出版,如果过了这么久学界还无突破,更加从侧面证明了此书的历久弥新。


饶宗颐坚信“做学术不要有框框”,“过去是老框框,现在是美国框框”。去除依傍,在继承清儒朴学的基础上,饶宗颐经过自己的探索,在每一个学术领域挥洒得淋漓尽致。胡适在勉励他的学生时说,二十几岁的人研究学问,应当受到鼓励。而二十几岁的饶宗颐不仅诗文一流,而且已经出版了数部深得好评的学术专著。当时,还有一个叫陈文统的青年学生拜饶宗颐为师,学作诗填词,此人就是后来的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


不久,而立之年的饶宗颐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总编纂、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潮州志》中的“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交通志、实业志、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职官志、艺文志、丛谈志”等十五篇专志,经过数年方才结稿,凝聚了饶宗颐的苦心孤诣,编辑体例和方法都很有特点,其中的很多记录,都为当地政府所采用,吐故纳新,史学经世之志跃然纸上。


汉学大家的眼泪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长期生活在香港,饶先生自认是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


一九五二年,饶宗颐开始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讲诗经、楚辞、六朝诗赋、老庄哲学,同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期间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他跟外国汉学家的交往日益密切,学问的规模更加博大。


一九五四年以后,他多次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结识了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等人,利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从事研究,著《日本所见甲骨录》一书,推动了日本学者的甲骨文研究。在日本期间,他目睹了日本对经学的重视,对日本学人认真的学风感受至深。


一九五六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结识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二人一见如故,结下了隔代学缘。会后,戴密微陪同他游览了法国名胜古迹,并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披阅藏书。在这里,他第一次阅读了敦煌经卷的原件,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议论似乎在饶宗颐耳边想起,他决定通过一己的研究,改写这段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此后,饶宗颐一直得到戴密微的激赏,时常结伴出游西欧各地,进行诗词唱和,并且用中、法两种文字合著《敦煌曲》一书。在戴密微心里,饶宗颐不仅学术造诣精深,而且“于艺术领域,处处显露其过人之天分”,“在最富人情之文明社会中,乃一最堪作楷模之人物”。


经过与各国汉学一线人物的交流,饶宗颐的学问天地更加开阔,通过集合各国的甲骨文藏品,加以精心研究,考证了殷代贞人的身份,呈现出商代社会的风貌,成就一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问世后,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一九六二年,饶宗颐以此书荣获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饶宗颐在一九五零年代便跻身于世界一流汉学家的行列,这从他与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会面可见一斑。一九五八年,饶宗颐由意大利返港途中,飞机因机械故障而改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没想到与高罗佩偶遇。二人互相心仪已久,一见如故,临别,高罗佩送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版的《伯牙心法》,饶宗颐则赋诗二首回赠。高罗佩通晓十五种语言,著有大量极富独创性的汉学专著,其中的大多数至今仍在印行,时下流行于中国的《大唐狄公案》仅仅算他的游戏之作。


饶宗颐说,别人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而自己做学问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常常用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代,除了甲骨学著作,饶宗颐还出版了《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楚辞书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战国楚简笺证》、《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等书,也有讨论香港本土史迹的《九龙与宋季史料》。他学术视野所及,在在都是极佳的课题,为中国赢得了国外汉学界的尊重。


一位学者有了这么多世界性的成就,已经足够完满了。可是,饶宗颐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才刚刚起步。


印度学者白春晖对饶宗颐仰慕已久,他时任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一九五四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他曾担任翻译,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白春晖请饶宗颐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宗颐梵文。每周两次,坚持了三年。跟着这位正宗的婆罗门,饶宗颐的梵文进步很快,很快打开了梵文研究这一广阔天地。


一九六三年,饶宗颐应邀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利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贡献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有此因缘,也为后来饶宗颐与梵学大家季羡林的交往埋下了伏笔,人称“南饶北季”。季羡林认为,饶宗颐最善于发现问题。饶宗颐以之为知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饶宗颐先后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教授、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在新马利用当地碑刻编就《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一书。在法国师从博特罗(J.Bottero)教授学习楔形文学及西亚文献,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探讨了近东与远东的开辟神话、造人神话的异同。


六十大寿那年,饶宗颐又出版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从世界三大洲搜罗文献,引入近东、西方、印度的传统与中国历史作比较,从方法到论据,都堪称世界一流,至今还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哪怕在他五十年前研究的殷代社会,他最近还想从邦交的视角来重新展开研究,他无时不在思考着学术问题。


法国汉学家施舟人记得,三十多年前,饶宗颐在施舟人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资助出版社做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饶先生请托施舟人拿来翻译目录,想了解这次项目翻译的中国典籍。然而当看到目录里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旬的饶宗颐竟然哭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施舟人最近成为多语种《五经》研究翻译项目的主持人,促使他投身《五经》翻译的,正是饶宗颐的眼泪。


归去来兮


一九八零年,饶宗颐回到离开三十年的大陆,徜徉于神州秀美的山川。然而,在四处访古的同时,他尤为关切的是新中国的出土文物。针对在湖北发掘的秦简、编钟,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请此次陪同者、中山大学曾宪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被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这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宗颐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转折,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顾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宗颐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有很多共通之处。


一九八二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他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之后饶宗颐又先后推出《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等书,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


当饶宗颐再回大陆时,民国的学术前辈和同辈大多已凋零殆尽,季羡林已经算是老辈学者的领袖。饶宗颐除了与季羡林在梵学、敦煌学方面颇有共通之处外,还十分赞赏季羡林朴实敦厚的学风。季羡林则对饶宗颐推崇备至,盛赞饶:“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与季羡林拒绝国内“大师”的头衔一样,面对外界“大师”的说法,饶宗颐却打趣地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


蕴藏在饶宗颐身上的还有不竭的艺术才情。饶宗颐精通诗词、书画、古乐,对我们已经逝去的那个伟大传统有细腻的了解。通过他的学术与艺术,我们见到的是鲜活的传统。其书法灵动优雅,耐人寻味。他的白描人物画,得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赞赏。在中国艺术史上,要将禅宗的意趣与绘画结合起来,历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饶宗颐却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饶宗颐最喜欢画荷花。饶老先生为他取名宗颐,本来是期望他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而周敦颐最有名的作品是《爱莲说》。饶宗颐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治学从艺心得:“我写画同我做学问一样,做学问向来不讲人家讲过的话,写画不照人家走过的路走。我写画学古人,但也是写我自己,就像写诗步古人韵,实际上是写我心中的诗,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我的精神。”


让很多人不解的是,饶宗颐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几次都选择居住在京都近郊的三缘寺。每天都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念书,晚上回来,青灯黄卷。到了印度,也是住在庙里。面对世人的不解,饶宗颐很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天地。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这个孤独感很早就有,这个孤独感,就是天性。”


“国学”何以可能?


饶宗颐其实并不太认可“国学”这一称谓。相对而言,他更愿意使用“华学”或“汉学”这类的字眼。对于中国学术的前景,饶宗颐颇有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学术人才可以独挡一面,不过他一直强调为学必先敦品。


提到饶宗颐,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回顾走过的路,饶宗颐感叹:“我发现呢,最受用的,我到今天还受用的,就是我的文章的根底,文字的掌握。”他认为,要做到古人讲的“通”,首先文字就得通,要真正“懂得字”。虽然为此让学童背诵古文有些无聊,但就自己的经验,饶宗颐觉得只有这样文气才能通,“你有這个底子呢,你看古人的东西,就能弄清,你自己就会做,模仿它的调子,等于你唱戏,(根据)甚么调子,同一个道理。你也就觉得有趣味了”。


说此话时,饶宗颐或许想到了自己读初一时的经验。当时有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至今他还很信服:“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中国古人尤其是清代学者治学讲“读书必先识字”,先让孩童从王筠的《说文蒙求》入手,再读《说文解字》,同时跟着老师念经书,培育对文字的感觉。饶宗颐这一心得似乎还还少被人提及。


今天,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在大陆纷纷建立,可惜主持者并未能够摆脱理工科式评估体制的束缚,国学的学科定位也面临难产,对于国学的认识更多的是大而无当。国学的旧事重提看重的更多的是“国”,面对深谙传统学术的前辈凋零的格局,国学在制度层面似乎有些画饼充饥。在新式学科的阻隔之下,在人文学科修习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之后,如何才能突破学科藩篱,如何才能在治生的同时安心学问,又如何补上对于古典的失忆性空白?


二零零三年,饶宗颐教授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有幸,可以沿着阅读史的思路对饶宗颐的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时常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如此的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备好天才生长的土壤,允许其孤独的土壤,大师的诞生才不再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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