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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8日下午四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举行“学艺融通------饶宗颐百岁艺术大展”开幕式,敬请光临!(展览时间:2015年4月28至6月12日)

地点: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6

电话:010-63188456

联系人:陈经理

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西泠印社聘任饶宗颐教授为第七任社长,共同祝贺!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祝贺饶教授!

当前位置:饶宗颐书画苑 - 学坛嘉许
饶宗颐: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2)
添加日期:2013-2-22    资讯来源:北京饶宗颐书画苑转    添加人:饶宗颐书画苑
  

[导读]饶宗颐的治学之道博大精深,文史哲艺融会贯通,被盛誉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的全才。他与香港结缘七十余载,这座东西方文化合璧的大都会,为他提供了陶冶学问的一方净土。

《大师》:后来和饶公一起主持的“甲骨文电子全文资料库”项目历时多久完成?其中甘苦,能否略与外人道?

沈建华:我们做这个过程中的辛苦,我想大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自己本知道。1996年陈方正所长向我提出建立甲骨文电子全文资料库项目,早在1983年他看我做《通检》觉得太费功夫,就找了一个助理进行尝试用电脑输入甲骨文字,可是那个时候电脑是最原始的,才286,几乎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只好作罢。

事隔13年要建甲骨文字库,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甲骨文的自然部首和全部甲骨文字,包括字形的一个系统表,系统表要经过整理、核对,还有一些上下文字跟原片的校稿,要投入很多时间。当时我请了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曹锦炎过来合作,我记得那个夏天,每天抱着八开本重的《甲骨文合集》大书,每个字逐一核对,差不多有六千个字,我那个时候因为不停抱书手都肿了,我们将每个部首下的字形进行调整、分类、编号、增补、归并、取消,为纷乱复杂的甲骨文字库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系统化、相对定型的排列体系。字表的正确与否来自于我们输入的五万余片甲骨卜辞,七种著录140万字一次次校对的释文。每增补一个字,就如同大海捞针,如果你不熟记字表,就不可能增补到800字左右。据当时我们出版的《字形表》统计总计收入了4071字包括异体6000字。

当时电脑没有解决,基本上完全要靠我们在校稿上给输入员标出字的内码编号才能显示,你们可以想象在140万字稿子上要花大量的时间,在没有任何借鉴和经验情况下,建立甲骨文电子资料库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项目。所以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把那一套25卷的书出版,这个是我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儿,这个十年的剑磨得也值得。

《大师》:在饶公心中,简帛学和甲骨学、敦煌学是并驾齐驱的当时显学,能否请您评述下他在简帛研究领域的贡献?

沈建华:年余96岁的饶公,最近在上海办了《海上因缘》的画展。我们知道饶公一辈子的书有60多种,论文有近600多篇,历史、考古、古典文学、诗词、文字、佛教、艺术,说实话这么多的领域,很难把他归属是哪一家,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这是饶公很幽默的地方。

我们知道王国维最早在清华有过讲座,“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这发现有甲骨、敦煌、汉简、大内档案,王国维首先提出传世文献和地下文献二重证据法。这四种学问中,除了大内档案饶公不研究,其余三种出土文献饶公仔其领域里都有广泛的影响。

近20年以来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发现,一改我们以往对古史的认识,不得不重新评估先秦学术史。饶公提出了古史的文艺复兴,所谓这个文艺复兴就是我们的传世经典,1999年饶公在《九州》杂志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里面就讲到重建古史的三种途径:第一要运用出土文献的文字记录,作为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第二要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物,考察其历史背景作为深入探究。第三是在可能的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古国的事物与其他古国的事物进行比较。

2002年他在原来的三重证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间接的证据:民族学和异邦古史资料,成为五重证据的方法,现在已经在简帛学上面广泛为学者所应用,这一点也是他对简帛研究最大的贡献。

《大师》:饶公那一代的学术风气,和当下相比有何不同?

沈建华:由于饶先生长期生活在香港这么一个环境里,条件是我们国内学者不能具备的。饶先生在60年代就开始与海外国际大师、汉学家有过频繁交往,而60年代我们中国是很封闭的,这样的话,对他文化视野的开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加上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说是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他精深的功底是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的。

你讲到跟当代学者相比,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中国文化向来是文史不分家的,我们翻开民国史,陈寅恪、胡适,王国维,你可以看出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是融会贯通,有这个特点,所以在每个领域中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们的成长和我们这一代完全不一样,饶公的童子功最早是在他的儿童时代,他七岁就开始作词写诗了。我曾经问过饶公,我说给你第二次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类?他曾经告诉我,如果给我第二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文学,我一出世就觉得自己身上带着文学母体的烙印,我今天的一切都源于文学的根基,它给我生命的营养、灵感和智慧。在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21世纪,随着国际潮流的影响,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也走得越来越窄,当下学术越来越像划地为牢,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像饶公那样融会贯通。难道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比民国时期差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值得反省的事儿。

《大师》:甲骨文学、简帛学,似乎离大众都很遥远。能否简单介绍下,这块学术界的生态?您痴心于此的原因何在?学术传承方面如何?有年轻人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习吗?

沈建华:当下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甲骨文好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但是总有一批人对中国文化始终抱着一种敬畏和很深情的。近十年来,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教授领导的团队,出版编撰《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巨作,他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楚简研究的专题书。这些书出版对甲骨学界真是功德无量,我从心里非常感佩他们。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他们这么虔诚,没有他们这么痴心,搞这一行的,我觉得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同时要能够忍受寂寞。我记得饶公送我一句话,“学要三熏沐,心住一成纯”。这句话我永远记住,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最好跟社会能够保持这么一点距离,你才能认识自己,你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

《大师》:在什么语境下,您说“疯狂的简帛”呢?

沈建华: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内各地出土大量的文献,如2003年花园庄东地甲骨发表,数量最多的还是楚简的发现,如包山、江陵九店、郭店,自上海博物馆收购楚简以来,清华和长沙岳麓书院、北大也相继从境外收藏了一批楚简和秦汉简,近十年来可以说楚简已经成为学界独领风骚的一门显学,掀起了古文字研究和考释楚文字的一波又一波新的热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每每有新的楚简发布,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新在网上展开热烈地讨论,开风气之先,组织了读书班,许多年轻的学者都参加了,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楚简研究像滚雪球似的,甚至传到海外日本、美国、台湾,这些海外学校纷纷开设了读书班,这几年楚简成了古文字学界非常热门的研究话题。

在这种情景的对比下,其他的学科就不如楚简研究这么活跃,反而有一点落寞。比起王国维时代,我们太幸运了,赶上了文物出土的黄金时段,赶上了科技发达的时代,也可以说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地下的出土文物与文献互相印证的时候,你想想看从宋到清这些古人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被我们诠释了,被我们发现了。比如说清华楚简第一册里面就有《尚书》和《逸周书》的文献,基本上跟传世文学非常接近,比如说有一篇叫《祭公》的,里面有很多难懂的文字,清代人费了很大的功夫都难圆其说,可是一看清华简,你就明白了,这就是学术的兴奋点,确实让人很刺激。我记得李学勤先生最初的那一年整理清华简,他说如果是心脏病的人会受不了,因为每一天你看到的那些出土文献,都让你心跳。这种感觉是很少很少的。

《大师》:咱们回过头来接着聊饶公,您和饶公认识了30多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待了十七年之久,您觉得受益于他的地方有哪些呢?

沈建华:对于我来说,在香港中文大学相随在饶公身边这段日子恐怕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如果没有编撰《甲骨文通检》的机会,可能我是另一种命运,其实我没有任何的学历,没有人会相信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三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十七年,2008年又到了清华大学,这是高校的一个奇迹。当然我要感谢饶公对我长期的厚爱和信任,同时我也要感谢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先生及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这三位对我生命中是构成特殊意义的人,自始至终给了我宽容和信任,为我提供了伸展学术的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个机遇展示自己,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里,没有比我更幸运的。

《大师》:能否讲讲您所接触到的饶公鲜为人知的一面?

沈建华:我从1982年认识饶公将近有30年,我有幸1991年到2008年近距离追随饶公,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学者、艺术家、诗人,已经96岁高龄的饶公,在我眼里有着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学问和智慧,但是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饶公最难得就是对任何事物抱有一颗童真的好奇心。正因为每天有了这一颗好奇心让他每天笔耕不辍的写作。

记得有一次,1993年春节年初一,一大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帮我找一个地名,我说饶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告诉他今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是关闭的。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所以饶公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我来不及烦恼,这是他的名言。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浩瀚的大海,饶公风趣地把自己比作海里的两栖游物。他说“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我曾经跟饶公说,你变成了海陆空的司令,他听了就哈哈大笑。

很多人不了解饶公写作的情形,饶公他写作是这样的,上午比如说写甲骨文,他到了下午也许写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简帛,并驾齐驱,这个是谁也做不了这样的,他可以同时写几篇文章,往往遇到问题就放一下,等到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他才开始再继续写,所以整个的写作对饶公来说是有一些文章很快,几天写完,但是有的文章,他积累了三十年,像《汉字符号》这本薄薄的小书,我知道他积累了三十年,这样一点一点写。所以饶公实际上在我看来,虽然文集出版了,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些旧稿没有发掘整理出来,像这些稿子实际上应该再好好整理、出版。

饶公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幽默,很俏皮的人。他有空就在家里打坐,打坐就是练气功。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打坐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的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这个是饶公的心理世界,这个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我眼里看到的饶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大师》:最后一个问题,作为甲骨文研究学者,您怎么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呢?

沈建华:你这个问题实际上问得挺大的,我想最后用饶公2001年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上有一个发言《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来结束今天的访谈。他认为五四以来把经学放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有一点可惜。现在有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已经活现在我们面前了,过去从宋到清,学人千方百计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已经是掌握在我们手里。那么我们应该珍惜,再做一番整理的工作,重新制定我们新时代的经典。什么是经?饶先生提出来,“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是整个民族的事,这是时代的赐予,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文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我的呼吁,可能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而是世界汉学界共同的愿望。”

我觉得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如何,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朝圣者,哪怕最后一个人,就永远不会遗弃,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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