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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8日下午四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举行“学艺融通------饶宗颐百岁艺术大展”开幕式,敬请光临!(展览时间:2015年4月28至6月12日)

地点: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6

电话:010-63188456

联系人:陈经理

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西泠印社聘任饶宗颐教授为第七任社长,共同祝贺!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祝贺饶教授!

当前位置:饶宗颐书画苑 - 学坛嘉许
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
添加日期:2011-10-8    资讯来源:北京饶宗颐书画苑转载    添加人:饶宗颐书画苑
  

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
——饶宗颐形上词访谈录

施议对

  饶宗颐教授创造形上词,乃一次有意识之尝试。有关创造方法及对于词史发展的贡献,拙文《饶宗颐〈形而上〉词法试解》(载香港《镜报》一九九六年十一、十二月号及一九九七年一至四月号)已作粗略阐述。由于学识以及其他方面条件所限制,相信仍有某些尚未认识或认识不清楚之处,因此,再次就若干相关问题,请教饶教授。

  时间: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至五时。

  地点:跑马地凤辉阁饶宅。

  作者简介:

  饶宗颐,1917年生。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敦煌曲》(合著)、《词籍考》及《选堂诗词集》等。

  施议对, 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文学研究所原副研究员,现为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著有《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等。

  以下为访谈记录。

 

  施议对:先生所做学问很严谨,一般读者不太好理解。如采用对谈方式加以表述,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饶宗颐:非常有意思。我的东西,比较喜欢引用原典,再同自己的思想配合起来,进行一番解释,但因我发挥原典都较简略,所以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今天你对我再作一番解说、诠释,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

  施议对:好像我在《镜报》所发表文章(《饶宗颐〈形而上〉词法试解》),开头一、二篇,编者说甚为艰深,看不大懂,但接下去,逐步阐释,也就明白了。

  饶宗颐:是的,现在明白了。你讲得很清楚。很好,很好。

  施议对:今天,我想请教四个问题:

  第一,对于形上学的认识与理解;

  第二,创造形上词的依据及条件;

  第三,形上词与先生所做学问的关系;

  第四,形上词的存在价值及缺陷。

  饶宗颐:这就是原来所曾经探讨的问题,现在进一步讲清楚。

一、形上诗与形上词

  施议对: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形上词。正如先生所说,形上词是从形上诗来的,到底形上诗与形上词各自有何特征?是如何构想引进的?

  饶宗颐:西详形上诗(Meta physical),代表形而上。这是与形而下相对立的。 Meta Phyical在上面,带有物以上的意思。这是看不见的。对此,中国人谓之为道,而形而下,则谓之为器。我所作形上词(Meta physical Tzu),就是从这里来的。重视道,重视讲道理,这是形上诗的特征,也是形上词的特征。如果为形上词立定义,是否可以说,所谓形上词,就是用词体原型以再现形而上旨意的新词体。

  西洋人重视形上诗。在英国,很早就有写作形上诗的重要作家出现。中古时代,中国也有形上诗。这是纯粹说道理的诗。当时没有形上诗这一名称,而叫玄学诗。例如陶渊明,就有这类作品传世。但是,玄学诗在中国诗史上没有什么地位。你看,刘勰《文心雕龙》,就反对玄学诗。许多诗人对于这类纯粹说道理的诗,向来都抱抗拒态度。

  中国诗歌之发展,乃以情为主。例如《文心雕龙》提倡情文,而无理文。这是中国人价值取向的体现。不过,作为社会及自然的人,却基本上不能没有理,不能没有形而上,不是完全感情用事。因此,中国说理诗,仍然有其滋生、发展的天地。

  大致说来,中国说理诗,乃至宋代才有相当地位。因为宋代讲理学,必然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体现。只是纯粹的说理诗,人们仍然抗拒。例如理学家的诗,包括邵尧夫所写诗,人门往往看不起。认为不是诗,是诗的歪路,非正途,因为不动人。

  如将中国说理诗与西洋说理诗相比,就能看出二者差别。西洋说理诗,基础是神学。哲学家、宗教家、神学家,三者合为诗人。诗人心中,都有个神,即上帝。故其所作,有很高的哲理在,即形而上旨意在,能够指出向上一路。而中国人没用上帝,或信道,或信佛,或将祖宗当作神祭祀。所作说理诗,包括玄学诗,有的纯粹搬弄佛学道理,说理味道太浓,人们不愿看。这一点,可能就是中国人对诗产生偏爱的一个重要原因,亦即我刚才所讲有情文、无理文的-个重要原因。例如刘勰,原是和尚栽培出来的人物,但却袒护另一面,这就非常奇怪。这一事实说明,中国诗歌说理的部分非常不发达。即使出现说理诗,也不受重视。这就是中国诗歌与西洋诗歌的不同之处。

  我觉得,中国说理诗之不受重视,不发达,如从人的立场来讲,其中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大家都离开神这个岗位,不尊重神的存在,对于神的力量理解不够。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有相当差距。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诗的历史上,中国人所走的路,是否有问题,还是值得检讨的。中国人虽然很喜欢西洋的东西,但是对西洋在这方面的创造,却理解得很不够。例如,许多新诗人,喜欢R,M Rilke,这是西洋非常伟大的一位诗人,但却很少有人能够读懂其诗歌。

  施议对:不知道R.M.Rilke主要成就是什么?其诗歌为何不容易读懂?

  饶宗颐:R.M.Rilke乃德国诗人。其诗篇之所以不容易读懂,主要因为不明白其神学境界。即其于诗歌当中代神说话,体现神的观念,与神接触,把人提高到神的境界当中来。这既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又是其诗歌不易读懂的主要原因。而且,再加上诗人喜欢运用神学典故,也就更加增添了一层神秘感。

  施议对:中国入对于神的观念,与西洋有何不同?这与诗歌创作有何关系?

  饶宗颐: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即:西洋人信神,中国人不信神。在西洋,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信神,都信上帝。以为宇宙无穷无尽,银河系以外,还有其他无穷尽之星系。目前科学家虽已能够探知火星上奥秘,但火星之外,还有无量数火星。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即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中国,则不同,或者将自己所供奉的祖宗当神明,与天相配,或者干脆声称:人定胜天。颇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西洋,神的地位,上帝的地位至高无上。所谓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西洋人以为是不可能的。我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前后已去过九次。法国是一个纯粹天主教国家,神的地位非常之高。我不信教,但当我每次走进圣母祠,都觉得人很渺小。西洋没有什么山水诗。欧洲只有一座阿尔卑斯山,其最高峰为Cervin。有一次,我与戴密微(P.Demie Ville)同游,写了许多诗。都为即兴之作,戴氏很佩服。但《黑湖(Lac Noir)坐对(Cervin》其一云:湖水清时不见鱼,飞飞蛱蝶欲连裾。山深草浅饶萧瑟,相对一峰问起居。

  开头两句没什么,后面两句与山峰相对,山峰问我起居情况,戴氏即很惊动。以为了不得,怎么能与青山平起平坐?

  施议对:正如辛弃疾词中所说:“我见青山多妖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是与青山相对。

  饶宗颐:是的。这里所表现的入对于自然(青山)的观念,包括对于神的观念,完全是中国式的。即以为,人与自然(青山),或与神,可以合而为一,可以相提并论。但是,西洋就不允许。因为山代表神,不可怠慢。这当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

  当然,在古老的中国,也尊重神、或尊重天。例如《诗经》里的颂,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便是重神、尊天的表现。再如周之所以灭殷,井且得天下八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正因为其重神、尊天。这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如果没有神,没有宗教,再加上没有法律,那就很难想象。这大概是所谓共信。就这一点讲,中西观念,又似乎是共通的。不过,说到底,仍然有所区别。例如:《书经》有“上帝”,甲骨文中“上帝”也出现过三次。利马窦翻译经典,就将God翻为上帝,表示为最高之神明。实际上,中国人的“上帝”与西洋上帝并不相同。中国人的“上帝”就是天,而西洋上帝乃比天高。因为天,毕竟有形有迹,而上帝却是无法捉摸的。所以,西洋传教士把中国人有关神的理论带回去,都受到拒绝。至今还是如此。

  正因为这一缘故,所以我说,中国人不迷信,以为破除迷信,才是科学,而西洋人反倒很迷信。也正因为这一缘故,所以我觉得,中国诗歌中的形而上部分,实在太缺乏。不但言情的词如此,而且言志的诗亦如此。这是一个严重缺陷。我之所以由西洋之形而上诗,尝试创造形上词,其目的就在于,弥补这一缺陷。

  施议对:照这样看来,创造形上词,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在落想?

  饶宗颐:落想当然最重要。这是关于一个人的认识、修养及境界问题。并非每个人都做得到。其中,主要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及感悟。例如康德,既是一位大哲学家,同时又相信神,未曾否定神的存在。但中国某些研究者就不知道。王国维学康德,读一点哲学,体会点意象,而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王氏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牵涉到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

  施议对:王国维于而立之年提出境界说,并由诗词境界说到人生境界,其对于宇宙人生是否已经有所体会。

  饶宗颐:王国维不曾正面提出这个问题。

  施议对:只是一种迹象。而先生于知命之年,创造三种境界——诗人境界、学人境界及真人境界,当时,指导思想是否已经很明确,即是否有意识将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及感悟,体现到具体作品当中来。

  饶宗颐:是的,已经很明确。可以说,这就是落想。所以,我的第三种境界——真人境界,是一种超越的境界。里头有些是道家的,以道家来讲是相当高的一个地步。但其中体现神的观念,也可说带有宗教味道。这并不是每人都能达到的境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到达的境界,许多人觉得不需要到达这境界。我并不要求什么人都要有这种境界,不一定的。

  施议对:这一境界,实在并不好理解。我读先生三首词——《六丑》《惠兰芳引》《玉烛新》,也是一步一步、慢慢有所领悟的。必须融入词境,对于这三种境界,才能体会得的。

  饶宗颐:所以说,不是马上可以理解。

  施议对:好像融入词境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力量推动着。如果没读先生的词,对于所谓落想,我绝对想不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饶宗颐:第一,因为你从来没想到,词可以体现这么高的落想,没将词境与宇宙人生之境连接起来。第二,因为你自己还缺乏这方面的修养。就这两个原因。

  施议对:我最多停留于诗人之境界。我以为,许多人都不曾超越这一境界。

  饶宗颐:不曾超越。而且,在对于诗人之境界还不曾体悟得很深之前,并不容易实现超越。

  施议对:实际上,有了诗人境界,已经很不错了。正如先生所说,第一种境界——诗人之境界,乃半人境界,而另一半为常人,当然有常人之境界。这是完全在凡间的。二者相比,能从常人之境界,进而到达诗人之境界,我已经是非常满足的了。而第二、第三种境界逐渐脱离凡间,当为先生所说半超越与超越。所谓真人之境界,应当就是无人境界。

  饶宗颐:不错。因为中国人喜欢讲天人合一,而且已成为老生常谈,但只是挂在口头上,井无真切体会,所以,我即将其当作一种落想,拿诗、拿词来解释。这就是我的意图。

二、创造形上词的依据及条件

  施议对:现在探讨第二个问题,创造形上词的依据及条件。不知是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诗词发展的依据,即,从诗言志开始,直至于今日,众体皆备,怎么会想起创立一种新词体——形上词;另一个是自身修养,这是必备条件,即,如果没有自身修养,落想就不可能那么高。

  从文学本质看,所谓诗言志,是否己经有理在里面。这是诗中本来就可以存在的东西。说明中国同样能够产生说理诗。但是,并非人人都可以写好说理诗。我看过一篇关于先生的访谈录。其中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即:“诗、书、画,是我生命的自然流露。”这是不是意味着,先生具有一种特殊修养,故所作诗、书、画,包括所有学问,都体现出一种精神,一种超越凡间,高出于一般情与景的精神。这也就是说,由于先生自身有此修养,因此,才能将诗中固有的东西发掘出来,作为创造新体的依据。

  饶宗颐:你是否注意到我在日本发表的一篇文章——《论杜甫夔州诗》,见京都大学某刊杜甫专号。我提出,杜甫诗中有理。许多人不曾体会到这一点。文章写于五十年代。那时,我已感悟到诗中的理。

  施议对:五十年代,三十余岁。能够有此感悟,对于后来的创作与研究,当有很大帮助。

  饶宗颐:这篇文章很重要。有些朋友看了,觉得很高明。中国儒学也讲“高明”二字,并有高明与极高明之分。当时年纪轻,胆子大,要驳朱子。朱子本人很懂高明,但对于诗里的理不太重视。朱子喜欢选体,不知道可以从选体再提高一个层次。选体是诗人境界,从选体角度衡量杜甫,只能停留于诗人层次,达不到极高明境地。我的文章说了杜甫许多事情,特别是在夔州的事。文章很长,收入《文辙》里。

  施议对:去年九月份到天水,参加“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我提及先生所论述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都非常重视。

  饶宗颐:他们不了解,把杜甫当寻常人看侍。其实,所谓忧国忧民,属于社会性,只是表层意义,都是凡间的事;而杜甫所思考的,并不止于此。即:杜甫诗中有理学。因为在夔州三年,杜甫什么事都没做,只是思考。即静下来,逐渐体会,才能悟得现实世界之理及诗中之理。宋人黄山谷已多少了解到这一情形,因为其懂得理。所以,我认为杜甫夔州以后的诗,特别重要。

  施仪对先生在耶鲁大学也有三个月时间。此三个月时间,曾较为专注地思考词学问题,遍和清夏词,尤其是尝试创作形上词。就思想渊源及历史渊源看,帮助悟得这个理,并且达致超越境界的,究竟是佛还是道?

  饶宗颐:佛与道都有,特别是还有庄子。思维一步一步深入,是有层次的。一个人,不能光是生活。要不然,就失去“灵”。“灵”就是高级的思维。要静得下,才悟得到。

  施议对:看起来,创造形上词,除了借鉴西方哲思以外,主要依据,当还是中国原有的说理诗。

  饶宗颐:诗里头比较方便说理。即如日本的徘句,一句话也可以说理。这是精粹的语言。既经过锤炼,也是各种觉悟的体现。

  施议对:先生所创三种境界,是否也可用三句话加以体现?“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这是第一种境界。表示上下求索,与先生写诗、做学问过程,都可沟通起来。这就是诗人之境界。

  饶宗颐:日本人以为,诗人都有孤独感,所以独赏芳非。同时,正因为孤独,则更加求索(寻觅)。不在孤独里思考、感悟,就创造不出这种境界来。

  施议对:还有,“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这是第二种境界。所谓“日愈西下,则其影愈大”,同样包含着做人的准则。即:尽管并非赫赫如中天之日,却仍然有其光辉。这也是很难得的。

  饶宗颐:不错。你把握得很好,正是这一用意。所谓更绿,就是更加美好。

  施议对:但是,有些人似未必愿意进入这一境界。

  饶宗颐:因为他们的精神都向外表露,既经不起孤独寂寞,又不肯让光彩受掩盖;只是注重外面的风光,而不注重内在修养。他们看不见林隙间的“绿”。其实,越想暴露光彩,越是没有光彩。

  施议对:第三种境界,同样可用“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加以体现。乃以为,永远有一个美好明天相等候。因此,没有烦恼,身心康泰。

  饶宗颐:这一事实说明,诗词对于培养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性情),其作用是积极的。这也就是所谓“指出向上一路”。但是,如掌握不好,诗词也有害人的一面。前一段,香港大学有位学生以蒋春霖为题写作博士论文。我为作序,对于蒋春霖持批评态度。有人觉得不好理解。其实,蒋春霖就是为词所害的一个人。因为不能向上,一辈于沉沦下僚,不过于花间、尊前,写几首小歌词罢了。即,只是在第一境界纠缠不清,无病呻吟。至其若干有关背景的作品,也未能达致较高境界。所以,我极力自己追求向上一路,主张以积极态度,培养人的精神。

  这一想法,苏东坡似乎很早就有了。苏东坡很懂庄子,“赤壁赋”里有相对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甚为达观。论者称其“指出向上一路”。这是值得注意的。但其未曾主张,制作形上词。

  施议对:王国维提倡境界说,写作哲理词,似已进入先生所谓第二种境界——学人之境界。

  饶宗颐:当然。

  施议对:但是,王国维的两种解脱办法——暂时解脱及永久解脱,似乎并未能解决问题。

  饶宗颐: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诸多方面条件尚不具备,未能真正超脱,其于做学问乃至词学创造上之成就,也受到一定限制。首先,王氏只到过日本,未到西洋。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伟大。而且,对于叔本华哲思,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这是阅历的限制。其次,王氏对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对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这是学识与修养的限制。所以,王氏做人、做学问,乃至论词、填词,都只能局限于人间。即专论人间,困在人间,永远未能打开心中之死结。

  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就这点而言,我觉得,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未死就为自己先写下挽歌,以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了之后,自己能够与山陵共存。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我看已有所超越。

  因此,我认为: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再加入“两藏”——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例如:朝代更替,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小小波澜,算得了什么。但是,王氏就是想不通,不知道如何于宇宙入生中去寻找自我。

  施议对:先生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广泛、深入,见解独特,甚可钦佩。

  饶宗颐:宇宙观、入生观,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决定创造形上词的条件;而利用词的形式、体制,将思考的结晶表现出来,则是我的理想,亦即我想走的一条路线。

三、形上词与饶学的关系

  施议对:有关饶学的说法,请勿介意,因为在一些场合,学者、专家均已提及。第三个问题所要探讨的是,形上词在先生所做学问中,占有何种地位。也就是说,先生既已修炼到了第二种境界—一真人之境界,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先生乃以真人身份游戏人间。

  饶宗颐:可以说是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所谓游戏则未妥。游,是逍遥游的游,而未曾戏。我不主张戏。戏,即失去真,就非真人了。

  施议对:那久“通”呢?先生做学问讲究一个“通”字,即“触类旁通”,将上下左右、古今中外各领域学问打通。去年五月,香港学界为先生举办祝寿宴会,先生和罗忼烈贺寿诗云:

  误了平生八十春,不今不古与谁论。也曾俯览秦川小,犹较东坡隔一尘。

  其中所谓“不今不古”,就是打通时间界限。这就是“通”的具体体现。所以,不说游戏,而说贯通,是否合适?

  饶宗颐:这是时空问题,无有穷尽。但是,其中有我自己的存在,有我的位置。从游的角度看,超越时空界限,这是广大、深远的表现,但不能戏,要为主宰,这就是“真”的实现。

  施议对:这里所说的“真”,是否即为对于宇宙人生思考的结晶,而其实现,是否即为对于幽灵之境的追寻与创造。亦即,藉助干“通”,在无限时空范围内,迫寻创造能够体现“真”的曲折、高浑境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先生于形上词所体现的“真”,是否即为全部思想的核心?

  饶宗颐:有这个意恩。

  施议对:照这么说,先生所做学问,似乎都可以这么理解,这么掌握与驾驭。因此,先生形上词之三首代表作,实在太重要了。

  饶宗颐:当然,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但是,又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所涉猎之所渭学问,十分广泛,人家说我东搞西搞,各个领域都有所牵连,这-切,有的可以这么理解,有的就不能,要看具体情形。

  施议对:本来,人们视填词为余事,而先生却以之探讨本真,将全部生命熔铸入内,是否变余事力正事。

  饶宗颐:我做什么事都求真。文学研究如此,艺术研究如此,历史、考古研究亦如此。中国历史很悠久。最近,于万县鬼城发掘得到旧石器时代城址,估乃六千年前遗物。以前认为,西南地区文明开发迟于中原地区。这一观念,现在看来应该改变。任何事情,都应寻根究底,考其本源,即本真。要将地下的东西(地下之实物)、书本上的东西(纸上之遗文,包括异族、故国之故书与旧籍)以及最新出土的文物(实物与典籍),合在一起进行考察,才能会通。因此,我并未将某一种学问例如填词,当余事看待。我觉得,每一件事,都是现实的存在,都能够成为研究对象。我以生命熔入,也就有所寄托。

  施议对:先生所做学问,既如此广泛,又如此专精,样样都有独特建树,其过程,是否觉得有神明相助?

  饶宗颐:有时候似有如此感觉。要不然,有些问题怎么想象得到。例如:两种东西毫不相干,相距九万八干里,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联想,应该说若有神助,不过还不能提供具体证据。

  我搞的东西很多,经常同时思考许多方面的问题。许多问题,颇为杂乱,并不容易驾驭。但是,有时候某些问题忽然连接在一起,忽然悟到,那就非常愉快。天天思考、天天有所感悟,非常奇妙。

  施议对:思考,感悟。永远处于这一状态。画画、写字,作诗、填词,都处在这一状态当中。现代人说气功、气场,与这-状态是否相似?

  饶宗颐:做气功的人将精神集中在气的运行上,其所形成的气场,当也是一种状态。

  施议对:先生能够控制自己的意识,其运行是否也是一种气功?说不定还是比气功更高一层的东西。

  饶宗颐:实际上也是一种气功,因为气功也讲“通”。但是,要进入这一状态,也非常不容易。做气功的人,首先逐步累积,做到相当长的时间,逐步悟到,才算大气磅磅。做学问也要做很长时间,那么多事物,那么多问题,才能在自己的脑袋里融会贯通。

  施议对:因为永远在状态当中,所以,不管谈论什么问题,一下了就能够入题。

  饶宗颐:可以指出有关问题关键所在,因为许多事物,许多问题,其产生以及发展、变化之基本原理,都可以打通。

  施议对:做学问之是否有神明相助及是否进入状态,除天分外,与宿缘有无关系?

  饶宗颐:这两个问题都是今天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什么叫天分?仆么叫宿缘?太“形而上”了。

  施议对:但是,二者都确实存在。

  饶宗颐:因为天分之最主要表现在于觉悟,对某种道理体会得很明白,很快就能悟出来,这就是天分。而有些人则不行,即不明白,不觉悟,这也是天分问题。至宿缘,这东西有来历,我也解释不了。宇宙万物,发展变化,到了今天,都以亿万年计。科学发达,文明进步,对于生命来源的研究,已有很大突破。但是,我觉得,人类所知道的事,仍然极其有限,宇宙奥秘,人类所能发掘得到的东西,很少很少。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渺小。

  施议对:这就是说,人不能胜天。

  饶宗颐:你要胜天,天将给你一个惩罚。这是无法讲清楚的问题。

  施议对:正如先生所说,平生所做学问,均以吾国精神史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文辙》小引),并将有关论著纳入“中国精神史探究”系列,说明先生治学,着眼点极高,目标极远大;而且,先生并编译《近东开辟史诗》,为研究开辟神话、探索人类文明起源,提供第一手资料,并为中国精神之探究,提供借鉴,说明其治学,既依靠自身之原创力,又注重外来之启发与参证。这是以治史之法治学的一种具体表现。

  以治史之法治学,即文化史方法,钩沉探颐,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同上),其贯通结果,即为对于人类精神史之思考与感悟。以此为词,自然“别具一副心眼,在两宋诸大家外”罗忼烈《选堂近词引》)。例如:《固庵词》之标榜幽灵之境,谓“词异乎诗,非曲折无以致其幽,非高浑无以极其”(《〈固庵词〉小引》),其对于深与高的追求,我看,已带有向上的倾向。而此倾向,正因思考与感悟所造成。

  饶宗颐:幽灵之境,既体现深度,又体现高度。但我不主张深,而主张高。因为深,容易窄,而我却喜欢宽广。

  施议对:要不然,在香港写《固庵词》,香港这么小,其境界就大不到哪里去了。

  饶宗颐:我根本不会将自己局限于香港这个小地方。我的词心,与整个字宙是相通的。

  施议对:表面上看,香港这地方,生活圈子很小,可以写入词中的题材,似十分狭窄,无非与朋友饮茶、赏花或者品画、题诗而已,要想有何作为,甚是艰难。

  饶宗颐:正是如此。不过,我的活动空间却非常宽广。

  施议对:先生《西子妆慢》(“浅水挼蓝”),谓盛夏与诸生浮搓水国,有渺然江海之思。既向往江海,以为放舟中流,发棹歌吴榜,将不知今世何世,又不愿意以江海自限,以藻国自困,实在了不起。——苏东坡上下求素,醉中放歌,“江海寄余生”,将江海作为归宿,不愿意离开江海,而先生则不满足于江海。先生此词,写得既高远又洒脱。

  饶宗颐:我到每一个地方,想法都非常特别。我的思路,决不因任何东西所规限。东坡酒醉归来,“夜阑风静毅纹平”,地方甚萧洒,但其思想不够萧洒,还没达到极高明境界。

  施议对:所谓“羁怀莫寄”,说明羁旅怀抱,无所依托,令人困惑,但此怀抱之如何寻求依托,却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客观环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饶宗颐:不错。羁旅怀抱就象一条无形的绳索,可将人捆住。但是,这条绳索,困得住我的身体,却不能捆住我的心。一个人之能不能解脱,主要乃取决于自我。

  施议对:这就能够云游天下。

  饶宗颐:不错。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我的心。

  施议对:这说明,读先生的词,必先知道先生想些什么,追求什么,才能真正读懂。

  饶宗颐:我并不想要求什么东西。

  施议对:就第一种境界看,在人间,有常人与诗人上分别,人们所追求的,不外乎现世荣华富贵乃烦恼与痛苦的解脱二事。对于前者,见仁见智,有的人十分热衷,有的人并不在意。先生属于不在意一族。对于后者,各施各法,有的人用睡或者酒加以解脱,有的人则在梦中继续追求寻觅,而不在乎任何烦恼与痛苦。先生亦属于不在乎一族。这是先生于诗人之境界所体现的思想。但是,先生的追求、寻觅,还有第二种境界及第三种境界,尤其是第三种境界。这是超越人间的境界。

  饶宗颐:所以,只是用第一种境界来衡量我,其实并不知我。怎么衡量呢?必定感到很奇怪。

四、形上词的存在价值及缺陷

  施议对: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形上词自身的创造问题。这就是今天所要探讨的第四个问题形上词的存在价值及缺陷。即:形上词对于词史发展及当前创作,有何意义,并存在哪些缺陷,应如何给予正确评价。

  饶宗颐:主要想走一条新的路线。刚刚开始,做了以后,才能知道有何缺陷,有何问题。

  施议对:先生形上词,初看不明白,再看知道一点点,要看好几遍才能有所领悟。开始时,也许觉得非本色,因为词本来并非如此。

  饶宗颐:不是本色非本色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词的发展史上,由于视填词为“小道”,为“末技”,人们误以为,只有说男欢女爱、儿女私情,才是词的本色。这也是中国诗歌重情文而不重理文的一种体现。当然,某些述志或造理篇章,借男女关系加以表达,显得十分出色,但某些不讲男女关系的作品,也并不逊色。词的世界,并非只能谈情说爱。所以,形上词的创造,已经超越本色。

  施议对:观念问题十分重要。但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落想),如何成功表达,以获得生动、感人的艺术效果,却井非易事。有关这类间题,词论家可能想得多一些,而填词的人,也许较少考虑。先生的创造,是否有一定针对性?

  饶宗颐:朋友中,论词、填词的人很多。远的不说,就说你的老师夏承焘以及唐圭璋与詹安泰三人。

  唐圭璋的成就,主要是资料考订。所辑《幸宋词》《全金元词》以及《词话丛编》,即为有功词苑之巨构。但很少创作。

  施议对:有位前辈,谓其“有词学,而无词才”。实际上,唐氏早年,于吴梅门下治词,十分用功。如社所刊唐氏诸作及其后所著《南云小稿》,皆不失词人本色。中年以后,因丧偶,即专注考订。

  饶宗颐:夏承焘世称“一代词宗”,早年学姜白石,也为姜白石服务,写了不少有关白石声学研究文章。不过,在创作方面,仍未找到一条新的路线——能够“指出向上一路”的路线。到晚年,其探讨精神,并未坚持下去。

  施议对:夏氏学白石,清刚疏宕,以健笔写柔情,颇具特色,晚年甚是推崇苏、辛,颇有髯翁、青兕气度。其对于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之中国填词,早就想进行一番改革,胡适之所谓“以科学方法治旧学”,对其也有一定吸引。但是,如何以崇高理想入词,于白石、苏辛以外,另造新体,将有待来者。

  饶宗颐:詹安泰本来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尤其是到中山大学任教之前,所作小令已有向上倾向。其写词功力,已得到词学前辈所认可,夏老对其创作,也为欣赏。中山大学迁往云南,聘清詹氏前去任教,到了中山大学,改了方向,未朝着所走新路坚持下来。在中山大学,找不到可以谈词的人。写诗的功夫多于写词,几乎不大写词。若干五古写得很不错。如将写诗的功夫用到写词上,如其小令,必定有相当成就,可惜未曾这么做。詹氏诗词集,曾由我在香港为其找人出钱印行。那时,为其诗作序。近来,其后人将在内地为出诗词合集,邀我为其词作序,我又认真地读了其词作。

  施议对:这么说来,所谓走新路,当并非一般人所能够做到。

  饶宗颐:龚定庵一生,什么事都没做成。到了晚年(一八三九年,四十七岁),突然写出三百十五首杂诗——《己亥杂诗》,乃千古无有,为不幸中之大幸。因此杂诗,讲了人家所没讲的话,构思独特,才气纵横,堪称奇诗。我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写词,但龚氏不写。

  施议对:龚氏在杂诗中所说,为何如此重要?

  饶宗颐:因为关系到宇宙人生问题。龚氏只活到四十九岁,比王国维小一岁。但其要做大学问——“天地四方”之学,井主张“通经致用”,为社会改革——更法、改图、变令功,做出一番贡献。杂诗将其浩荡心志,包括学问及思想,熔铸入内,这就是别人所没做到的。

  施议对:先生的意思,就是用词叙说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例如,一九七九年在意大利所作《贺新郎》:

  何必由斯路,算无端、天意安排,任他分付。回首两崖修竹翠,断壁王尊可驭。更添得,山如卧虎。以判两间分表里,漫驱车、谈笑追夸父。齐一变,至于鲁。众峰罗列如蹲兔。试凭高、齐州几点,谁人知否。喜见村民宵秉烛,信是人间净土,问搏土,何年能做。我谓女蜗休胆怯,趁新生、重与造夫妇。轮又转,逐尘去。

  在词章中,要求补天、造人之女蜗,休要胆怯,而应再接再厉,趁新生(复活)之夕,重新造人。这与龚氏之所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概同一用意。

  饶宗颐:当时由瑞士东之Lugano入意大利,夜宿Bedero Valcuvia村峰顶,旅舍名 Le Ruo-ta,厥意为轮,即车轮。因正好为复活节之夕,看到当地村民,连宵秉烛,欢度节日的情景,就写下这首词。其中,“喜见”二句所写为当时所见事,“问”以下数句为落想。

  施议对:这就是,就当前事、当前景,发挥联想,以表达其向上之意。

  饶宗颐:故事是古老的,陈旧的,思想是现代的。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施议对:说穿了就是,现代人变坏了,要求女蜗重与塑造。

  饶宗颐:这也是一种尝试。将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观感,以及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亦即自己的学问、思想,写入词中,以提高词的境界。但是,这也要有所着落,而不能凭空创造。例如《贺新郎》之所谓“趁新生’”,就十分重要。这一应节之辞,既紧扣词章小序所述之意,又为古代与现代或者腐朽与神奇联络之关键。有此关键,所谓“化”者,才有现实依据,因而,也才有着落。

  施议对:《贺新郎》落想,因与现实世界较为贴近,容易明白。先生另有《念奴娇》,为中秋之夜不见月而作,其用意就不那么容易把握。词云:

  峡云迢递,洗中秋、雨湿群山无色。光怪鬼门刚过了,倍信浮生如叶。戡破天人,同归芴漠,黑夜心澄澈。月华安在,妙境更谁共说。只惜羁旅年年,高寒玉宇,冷浸千堆雪。雾锁长川,猿散尽,杳杳修途空阔。万县非遥,重山已过,暂作舟中客。江流日夜,今宵休问何夕。

  饶宗颐:这是写一种感受。当时由三峡乘船,出鬼门,赴万县,水天一片漆黑,突然于天人之间有所感悟,即写下这首词。而且,万县归来,为此并作了一幅长卷,引首题称:“云行雨施”。这是《周易》所用的词语。

  施议对:《周易》说云气之流行及雨泽之施布,这当是统于天之所谓“乾之元气”之所促成,此元气之产生,是否另有主宰?

  饶宗颐:是的。那就是神。《庄子·齐物篇》称:“若有直宰”。

  施议对:流行与施布,才具有这么大的气魄。

  饶宗颐:可见,古人下字很讲究,十分了不起。

  施议对:东坡于中秋见月有词,先生不见月亦有词,十分有趣。所谓“云行雨施”,这是老天爷的杰作,非以长篇书卷,很难展示其气魄与神威。而作为词章之抒情主人公,其所谓“暂作舟中客”之感受以及“戡破天人”之落想,经过长卷之行与施,也才容易把握得到。

  饶宗颐:不同题材,有不同处理办法。《贺新郎》属于稼轩路数。有古典、今典,又有外国的典。例如词章首句,即用但丁的典。但丁神曲CantoIll,开首凡三用“Per Me Si Va”句(英译 Through me Way),我即以“由斯路”翻之。但是,苏东坡就不敢用那么多典,那么多古语。至于《念奴娇》所说感受,主要靠意识流动,已不同于东坡、稼轩做法。

  施议对:所谓意识流动,是否主要体现在对于时间、空间的突破上。例如:中秋夜之舟中客,面对着眼前之群山及江流,由夜延伸到日夜,由日夜延伸到无穷尽之日与夜,亦即不知今夕何夕之日与夜;又由舟推展到群山、江流,由群山、江流推展到高寒玉宇。因而,此所谓延伸与推展,亦即突破,也就将舟中之具体感受及天人之高远落想联系在一起。

  就题面上看,两首词都称“戏”。一为看到“轮又转”之有趣情景,希望再转一轮,因用刘克庄韵以戏赋;一为遇见雨湿群山及雾锁长川之恐怖情景,反而觉得美妙绝伦,无人共说,因用张孝祥韵以戏赋。说得很轻松,实则很庄重,甚可发人深省。

  饶宗颐:我就是想,以此做个实验,希望有人接着做。我讲气魄。但我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不能做那么多。我只是想出路数。例如天人问题,这是有关宇宙人生的问题,可说的事与理以及感受,非常之多,可从多个角度落想,具有技巧、方法及词藻,都要你具体考虑。这是二十一世纪的词。希望在你们身上。

  今天的词,有的并非指导思想不高明,而是创作水平跟不上,只是大题目,大帽子,没有感情,没有理智,因而没有人看;有的庸滥、沾滞,千篇一律,看了也令人生厌。

  施议对:有些人,为了谋取某种利益,大搞什么金奖、银奖,致使许多公开刊行的诗词,更加没有人看,更加令人生厌。

  这实际上就是唱衰诗词。

  饶宗颐:所以,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唱。

  我认为,所谓向上一路,是一条大路。我们要珍惜前人的遗产,要爱护词这一文体。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文体。不要在词里做考证,要在词里开拓,为二十一世纪,创造新词体。

原载《文学遗产》199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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