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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8日下午四时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大厅举行“学艺融通------饶宗颐百岁艺术大展”开幕式,敬请光临!(展览时间:2015年4月28至6月12日)

地点: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6

电话:010-63188456

联系人:陈经理

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西泠印社聘任饶宗颐教授为第七任社长,共同祝贺!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祝贺饶教授!

当前位置:饶宗颐书画苑 - 学坛嘉许
饶宗颐:孤独的君子
添加日期:2011-10-8    资讯来源:饶宗颐北京书画苑    添加人:饶宗颐书画苑
  

饶宗颐:孤独的君子


谭徐锋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易•谦》


薰出来的读书种子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二日),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
潮州,“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官于此,在此停留期间,兴学课士,留下不少名篇。宋代便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宋代以来,这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宗颐的祖上原居江西,后辗转入粤,定居潮州。
饶宗颐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饶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饱读诗书,留意时势,参加过当时名震天下的革命团体——南社。饶家世代儒商,在潮州开有数座钱庄,宗颐出生时,人称潮州首富。饶老先生喜买书、藏书,将自己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有书达十万卷。饶老先生工于诗文,精于考据,于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
饶宗颐的母亲蔡老夫人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在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曾任户部主事。只是母亲在宗颐两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清秀的模样在宗颐的心里久久无法淡去,却又总是无法清晰起来。
在父亲的影响下,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 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幼年的他无书不读。有一次因为痴迷于武侠小说,甚至写了一部《后封神榜》。
饶老先生很早便着意培养自己这位长子,宗颐六岁那年,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宗颐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为其日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宗颐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颇多精品,为数达千种,他也时常把玩。
此时,宗颐的不少初中同学正在新式小学里从“手口足”开始学习汉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循着小学、初中、高中的新式学校建制前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他发现老师讲授的过于浅显,读了一年便觉得在学校实在有些浪费光阴,径直回家自学,宗颐的心目中时时呈现的是家中的藏书。
坐拥书城的饶宗颐, 没有辜负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跟一般孩童不同, 他最喜欢的不是玩耍, 而是学习。八十年过去了,饶宗颐对儿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不大玩, 是内向的。六七岁就有这个 drive, 就有这个自动 (读书学习) 的倾向, 很奇怪。”才十岁左右他就跟着父亲观摩,帮助抄录《佛国记》;父亲写《汉儒学案》、《新儒学案》等书, 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时常充当帮手。
饶老先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经常一起论学唱和的多为潮州当地有名的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王显诏、杨栻等,其中包括后来以词学名家的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此时,宗颐往往随侍在父亲身边,偶尔也参与酬唱。宗颐十六岁那年所作《优昙花诗》,更是举座皆惊。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此诗一出,即被饶老先生的老师推荐给中山大学《文学杂志》发表,不少诗坛名宿都很惊诧,何以十六岁的少年能像陶渊明一般超脱,纷纷以诗唱和。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古直惊为天人,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
古直早年投身革命,诗文冠盖一时,尤精于汉魏文学,他对古代诗文的笺注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至今还被学界视为经典。正当宗颐在父辈的薰陶下,读书种子的气象日益葱茏之时,饶老先生却因编纂《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宗颐十七岁那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饶老先生弥留之际,念兹在兹的是《潮州艺文志》尚未终篇。宗颐在约请父执辈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独自续写《潮州艺文志》,于一年后终于杀青。此书网罗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为之撰写了精到的提要,至今依然是潮学研究的必读书,奠定了饶宗颐潮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的重要学术期刊《岭南学报》将其全文连载。
这一年,饶宗颐才十八岁。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日军侵华的气焰日益嚣张;国内各方不断刀兵相见,国无宁日。失去父母的青年饶宗颐,在家业因为国事的牵扰而衰败之后,凭着父母赐予的聪慧与勇气,开始了他国难声中的文化之旅。


国难声中的学术求索

《潮州艺文志》甫一问世,好评如潮。
饶宗颐在十岁前后即认为学问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在续写、出版了饶老先生的遗著之后,加上其他几篇专论的刊发,饶宗颐受到岭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罗香林、詹安泰等前辈的勉励与扶持下,他决定继续研究学问。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邀,十九岁的饶宗颐离潮赴穗,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同年受到“古史辨”运动倡导者顾颉刚的推重,加入由后者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此时《古史辨》已经刊印多册,后来顾先生本拟将《古史辨》第八册交由饶宗颐负责。自幼慎思明辨的饶宗颐,发觉“古史辨”派过于疑古,基于自身学术思想的转变,饶宗颐并未接手此事。殊不知,当时“古史辨”派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史学运动,在顾颉刚旗下积聚了一大批学术精英,但饶宗颐在自己的学术道路的当口作出了独立的抉择。正是这次告别“古史辨”派,饶宗颐在后来才以甲骨、金文为理据,为殷商一朝的历史撰写了一部震古烁今的巨著。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在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本拟绕道香港入滇,徒步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才到香港,沿路还就畲民作调查。不料路途坎坷,竟身染疾病,骨瘦如柴,只好滞留香港养病。
苏东坡曾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饶宗颐这一滞留香港,却迎来了自己的学术因缘。当时华北、华东、华南多已沦陷,日军的铁蹄正威胁陪都重庆,香港成为内地文化界、学术界避难之所,一时群贤毕至。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听说饶宗颐在香港,便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集词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辛亥革命元老叶恭绰当时正编纂《全清词钞》,也力邀饶宗颐参与。这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接触到更多的珍本,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收获良多;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等的研究,也由此拓展开来。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饶宗颐完成了成名作《楚辞地理考》,此书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史学大家钱穆的《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数十年后更是得到考古发掘的映证。此时饶宗颐年方二十三岁,后来出版时已经是六年之后,因为他的著作一般要放几年甚至数十年才予以出版,如果过了这么久学界还无突破,就证明此书的历久弥新。
饶宗颐坚信“做学术不要有框框”,“过去是老框框,现在是美国框框”。去除依傍,在继承清儒朴学的基础上,饶宗颐经过自己的探索,在每一个学术领域挥洒得淋漓尽致。胡适在勉励他的学生时说,二十几岁的人研究学问,应当受到鼓励。二十几岁的饶宗颐不仅诗文一流,而且出版了数部深得好评的学术专著。饶宗颐当时还遇到一青年学生陈文统拜他为师,学作诗填词,此人就是后来的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更关键的是,此时的他并未刻意靠近中国学术主流,而是潜心积累,笃定地践行自我的学术之旅。
不久,而立之年的饶宗颐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潮州志》总编纂、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潮州志》中的“沿革志、疆域志、大事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交通志、实业志、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职官志、艺文志、丛谈志”等十五篇专志,经过数年方才结稿,凝聚了饶宗颐的苦心孤诣,编辑体例和方法都很有特点,其中的很多记录,都为当地政府所采用,吐故纳新,史学经世之志跃然纸上。
而立之年前后的饶宗颐,享受学界的赞誉的同时,内心屏息着学问的孤独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华夏大地驱走了日军的阴霾,战争的乌云又不断涌来。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饶宗颐移居香港,在这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饶宗颐世界性的学术光辉冉冉升起。


汇通中外的汉学巨擘

饶宗颐认为,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
一九五二年,饶宗颐开始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讲诗经、楚辞、六朝诗赋、老庄哲学,同时兼任《东方文化》编辑。期间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他跟外国汉学家的交往日益密切,学问的规模更加博大。
一九五四年以后,他多次应邀访问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结识了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等人,利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骨从事研究,著《日本所见甲骨录》一书,推动了日本学者的甲骨文研究。在日本期间,他目睹了日本对经学的重视,对日本学人认真的学风感受至深。
一九五六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结识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二人一见如故,结下了隔代学缘。会后,戴密微陪同他游览了法国名胜古迹,并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披阅藏书。在这里,他第一次阅读了敦煌经卷的原件,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议论似乎在饶宗颐耳边想起,他决定通过一己的研究,改写这段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此后,饶宗颐一直得到戴密微的激赏,时常结伴出游西欧各地,进行诗词唱和,并且用中、法两种文字合著《敦煌曲》一书。在戴密微心里,饶宗颐不仅学术造诣精深,而且“于艺术领域,处处显露其过人之天分”,“在最富人情之文明社会中,乃一最堪作楷模之人物”。
饶宗颐经过与各国汉学一线人物的交流,学问天地更加开阔,通过集合各国的甲骨文藏品,加以精心研究,考证了殷代贞人的身份,呈现出商代社会的风貌,成就一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问世后,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一九六二年,饶宗颐以此书荣获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的儒莲奖。此书一九九六年被译为韩文出版,不愧为汉学研究的经典。
饶宗颐在一九五零年代跻身于世界一流汉学家的行列,从他与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会面可见一斑。一九五八年,饶宗颐由意大利返港途中,飞机因机械故障而改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没想到与高罗佩偶遇。二人互相心仪已久,一见如故,临别,高罗佩送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版的《伯牙心法》,饶宗颐则赋诗二首回赠。高罗佩通晓十五种语言,著有大量极富独创性的汉学专著,其中的大多数至今仍在印行,时下流行于中国的《大唐狄公案》仅仅算他的游戏之作。
饶宗颐说,人家做学问,很多是从点做起,他做学问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常常用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五零年代,除了甲骨学著作,饶宗颐还出版了《明器图录•中国明器略说(附英译)》、《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潮瓷说略》、《〈人间词话〉平议》、《楚辞书录》、《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战国楚简笺证》、《楚辞与词曲音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等书,也有讨论香港本土史迹的《九龙与宋季史料》。他学术视野所及,在在都是极佳的课题,为中国赢得了国外汉学界的尊重。
一位学者有了这么多世界性的成就,已经足够完满了。可是,饶宗颐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才刚刚起步。
印度学者白春晖对饶宗颐仰慕已久,他时任印度驻香港领事馆的一等秘书。一九五四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曾担任翻译,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学习。白春晖请饶宗颐教他《说文解字》,他教饶宗颐梵文。每周两次,坚持了三年。跟着这位正宗的婆罗门,饶宗颐的梵文进步很快,很快打开了梵文研究这一广阔天地。
一九六三年,饶宗颐应邀前往天竺梵文研究中心从事中印关系研究,得以师从白的父亲、印度著名学者老白春晖学习《利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贡献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还翻译了《梨俱吠陀》经,为中印文化文流史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一因缘,也为此后饶宗颐与梵学大家季羡林的交往埋下了伏笔,人称“南饶北季”。季羡林认为,饶宗颐最善于发现问题,饶宗颐以之为知言。
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饶宗颐先后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兼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教授、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在新马利用当地碑刻编就《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一书。在法国师从博特罗(J.Bottero)教授学习楔形文学及西亚文献,翻译了《近东开辟史诗》,探讨了近东与远东的开辟神话、造人神话的异同。
饶宗颐六十大寿那年,出版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从世界三大洲搜罗文献,引入近东、西方、印度的传统与中国历史作比较,从方法到论据,都堪称世界一流,至今还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
哪怕在他五十年前研究的殷代社会,他最近还想从邦交的视角来重新展开研究,他无时不在思考着学术问题。
法国汉学家施舟人记得,三十多年前,饶宗颐在施舟人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资助出版社做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饶先生请托施舟人拿来翻译目录,想了解这次项目翻译的中国典籍。然而当看到目录里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饶宗颐竟然哭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施舟人最近成为多语种《五经》研究翻译项目的主持人,促使他投身《五经》翻译的,正是饶宗颐的眼泪。
饶宗颐到京都研究甲骨文,几次都选择居住在京都近郊的三缘寺。每天都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念书,晚上回来,青灯黄卷。到了印度,也是住在庙里。
“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天地。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这个孤独感很早就有,这个孤独感,就是天性。”饶宗颐面对镜头,很认真的说。


归去来兮

身处香港的饶宗颐,无时不牵挂着故乡的一草一木。
一九八零年,饶宗颐回到离开三十年的大陆,徜徉于神州秀美的山川。然而,在四处访古的同时,他尤为关切的是新中国的出土文物。针对在湖北发掘的秦简、编钟,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请此次陪同者、中山大学曾宪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被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这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宗颐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转折,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使他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升华。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先生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堪称隔代知音。
一九八二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他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以后饶宗颐又先后推出《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等书,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
当饶宗颐再回大陆时,民国的学术前辈多已凋零殆尽,季羡林已经算是老辈学者的领袖。饶宗颐除了与季羡林在梵学、敦煌学方面颇有共通之处外,还十分赞赏季羡林朴实敦厚的学风。季羡林则对饶宗颐推崇备至,盛赞饶宗颐:“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与季羡林拒绝国内“大师”的头衔一样,面对记者“大师”的说法,饶宗颐却打趣地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
蕴藏在饶宗颐身上的还有不竭的艺术才情。饶宗颐精通诗词、书画、古乐,对我们已经逝去的那个伟大传统有细腻的了解。通过他的学术与艺术,我们见到的是鲜活的传统。其书法灵动优雅,耐人寻味。他的白描人物画,得到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赞赏。在中国艺术史上,要将禅宗的意趣与绘画结合起来,历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饶宗颐却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除了中国,他的作品在日本以及东南亚备受书法界、艺术界瞩目,获得了高度的赞誉。
饶宗颐最喜欢画荷花。饶老先生为他取名宗颐,本来是期望他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而周敦颐最有名的作品是《爱莲说》。饶宗颐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治学从艺心得:“我写画同我做学问一样,做学问向来不讲人家讲过的话,写画不照人家走过的路走。我写画学古人,但也是写我自己,就像写诗步古人韵,实际上是写我心中的诗,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我的精神。”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困厄迭起,残荷犹有傲霜枝,饶宗颐以自己的努力,续写了中华古文明的辉煌典范。
二零零三年,饶宗颐教授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可以沿着阅读史的思路对饶宗颐的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
现在,该馆不仅已经成为香港大学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日渐成为全球汉学界的学术文化交流中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已将自己的藏书或著书捐赠到饶宗颐学术馆视为极高的荣耀”,负责该馆学术研究工作的郑炜明博士称。
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国学”何以可能?

饶宗颐其实并不太认可“国学”这一称谓,相对而言,他更愿意使用“华学”或“汉学”这类的字眼。
对于中国学术的前景,饶宗颐颇有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学术人才可以独挡一面。
提到饶宗颐,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回顾走过的路, 饶宗颐感叹:“我发现呢, 最受用的, 我到今天还受用的, 就是我的文章的根底, 文字的掌握。”他认为, 要做到古人讲的“通”,首先文字就得通, 要真正“懂得字”。
谈到如何才能读通古书,饶宗颐认为,“你今天念古书, 古书里有很多巧妙。一句话应该怎样解, 有好几个层次。因为离我们的时代距离很远, 要明白它的义理, 幷不容易, 旁通别的书, 才能了解, 等你懂了另外一些事情以后, 你再来看这本书, 就又不一样”。“文本要理解, 不要误解, 很重要。因为误解很容易, 你去猜, 有时候理解不透彻, 人家不是这样讲的。我看今天很多人的毛病就因为, 他没有理解, 没有理解好, (把) 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而现在学生接触古文的机会极少,能理解的就更少了。
饶宗颐虽然认为为此让学童背诵古文有些无聊,但就他自己的经验,只有这样文气才能通,“你有這个底子呢, 你看古人的东西, 就能弄清, 你自己就会做, 模仿它的调子, 等于你唱戏, (根据)甚么调子, 同一个道理。你也就觉得有趣味了”。
说此话时,饶宗颐或许想到了自己读初一时的经验,有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至今他还很信服:“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中国古人尤其是清代学者治学讲“读书必先识字”,先让孩童从王筠的《说文蒙求》入手,再读《说文解字》,同时跟着老师念经书,培育对文字的感觉。饶宗颐这一心得似乎还还少被人提及。
今天,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在大陆纷纷建立,可惜主持者并未能够摆脱理工科式评估体制的束缚,国学的学科定位也面临难产,对于国学的认识更多的是大而无当,国学的旧事重提看重的更多的是“国”,面对深谙传统学术的前辈凋零的格局,国学在制度层面似乎有些画饼充饥?
在新式学科的阻隔之下,在人文学科修习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之后,如何才能突破学科藩篱,如何才能在治生的同时安心学问,又如何补上对于古典的失忆性空白?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如此的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备好天才生长的土壤,允许天才孤独的土壤,君子才不再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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